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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利：我的学习和工作历程 2010-03-11

标签：心得体会工作生产课程

王荣利：我的学习和工作历程

——王荣利著《律师写给总裁的忠告》后记

（法律出版社出版）

1966年初，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我出生了。

父辈们经历了“文革”的各种运动。而我，由于刚刚出生，因此对于“文革”的劫难并没有太多记忆。只是依稀记得小时候吃的不是很好，常年离不开玉米糊糊，玉米馒头，很少吃到纯小麦的白面馍，过年的时候全家才可以分上一斤或者稍多点猪肉。而且家里还不够吃。每到春季小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家里仅剩几斗玉米、几斗粮食，我都还有点印象。穿衣上，一件衣服常常是兄弟姐妹一年年由大的身上脱下来再往小的身上穿，过年的时候才可以扯上几尺布，由姑姑裁剪制作一件新衣。

幼年的印象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缺吃少穿。晚上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我脚底下纺线，有时候妈妈套着牛拉着磨盘磨面，而我跟在老牛的后面赶着牛转，这些印象始终还记得。

小学

1973年春，我上小学。此后的记忆便慢慢地更为清晰了。我还清楚的记得，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加入“红小兵”，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考虑到当时加入“红小兵”的话需要花一块钱还是几毛钱买一条红领巾，我怕家里没钱，还犹犹豫豫的，让老师觉得很是奇怪。但是最终我还是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那时，大队（现在已经改为村）经常开大会，我们小学生也经常带着小凳排队参加。会场上大队干部通过大喇叭宣读什么材料，会下妇女、男人们开着小会，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我们不用上课，见到这么多的大人，也很快乐。

我们还经常排演文艺节目，慰问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经常到田间地头慰问贫下中农。我们每周有两次劳动课，由老师带队帮助贫下中农兴修水利、瓣玉米、拔豆子、拾棉花等等。我们还完成过学校交给的割草、拾粪之类的任务。

那时的课程很简单，主课就是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再就是美术、音乐、体育、劳动而已。那时的作业也不多，一般就是语文、算术有点作业，下午自习时间早早做完之后，还得赶回家取笼给家里养的猪去田间地头拔草。

小学的课程虽然不多，但那时学习的内容却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里。从一年级第一本语文书第一页的“毛主席万岁”到“我爱北京天安门”，再到雷烽、王杰、欧阳海、邱少云、黄继光等等烈士的故事，以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人是一家，思想不完全是一家》等等课文，我都还有着非常清晰的印象。

小学后期，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还记得老师帮我写了一篇批判稿，要我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念。其中有“生产资料”一词我不甚理解，也从没有学过这个词，因此当我念到“料”字的时候，觉得这个字有点象“饲料”的“料”，又有点象“科学”的“科”。我感到饲料的“料”有点难听，便认为应该读科学的“科”，于是我就把“生产资料”读成了“生产资科”，结果把老师给逗笑了，也让我闹了个大红脸。

我们参加过亿苦思甜大会，听村里唯一的一位雇农讲述他一家从外地逃难到我们村的故事。还吃忆苦饭，喝亿苦汤，参观新旧社会对比的展览。我还记得一项与我家有关的对比，就是旧社会我们村没有一台收音机，新社会我们村有两台，一台就是我家的一台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另一台是我舅舅家的。为此我还暗暗地自豪了很久。

反潮流、学黄帅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写了一些“大字报”，但没有高年级的影响大，跟着凑凑热闹而已，也没什么大的反响。倒是老师布置写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使我在那个时代还真的学习了不少的毛主席著作。不过到现在有些毛选著作还有点印象，而那时的心得体会除了所谓“读了毛主席著作，感到浑身是劲”之类的文字外，其他内容早已不知道是什么了。

1976年，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学校并没有大的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们学着报纸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还非常隆重地张贴在班级、学校的学习栏里，供大家交流参考。

那年夏天，唐山发生大地震后，我们也跟着搬出屋外，在生产队大场里搭的草棚里过了一阵子。随后，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人、老师们都很严肃，我们也不敢笑了。后来我们就忙着扎白花，扎花圈，戴黑纱，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由于当时扎花圈用的白纸很多，结果导致合作社一度连白纸都买不到了，我们学习用也只能买到比较黑一些的粗麻纸。

紧接着，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跟着大人们糊里糊涂地参加学习大会，然后还绕着街道游行，高呼“热烈庆祝”什么什么的口号，一下子从毛主席逝世的沉闷之中走了出来，变得欢天喜地起来。

1977年底，我们小学就要毕业了，正当我们还期待着到邻村上了初中就可以当上“红卫兵”的时候，结果“红卫兵”被取消了，学校由春季招生改为夏季招生，初中两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于是我们不得不把五年级多读了半年。直到1978年7月才小学毕业。

不过从1977年开始，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学习了。我们的劳动任务大大减少，反而参加了不少的学习竞赛，比如语文竞赛、算术竞赛等等，使我们知道了学习的重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的兴趣。

初中

1978年秋，我上初中了。那时学校都办有“重点班”，我上的就是乡初中的“重点班”。重点班办了大约一年又不让办了，结果学校只得将全年级四个班级打乱重新分班。但在老师的印象里，“重点班”的学生都是学习比较好的学生，都还格外受到老师的重视，并大多担任着班干部的职务。我自己也曾当过几个学期的班长什么的。

也就是到了初中之后，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才知道学习好的可以考进城里念书，可以吃“商品粮”，考上之后就不会回家当农民了。父辈们当时也更有了这个观念和意识。而我们那时还根本不知道大学和中专有什么区别。反正考到城里读书去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在初中期间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记得第一次班级排名的时候我被排在第12名，父亲算了算，根据学校四个班级以及往年考取中专的人数，认为我这个名次考取中专是没希望的，要我还得好好努力。但那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压力。除了与同学一样上课、做作业之外，我比别人玩得还更多，更野。而且还经常在父亲担任厂长的乡农械厂看报纸、杂志、电视，甚至还帮厂里播放广播和秦腔唱片等等。除了那时生活比较艰苦、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比较辛苦一些之外，三年初中，我基本上还是无忧无虑的。

我的成绩，虽说也算比较好的，学期期中、期末基本上都在班级的前5、6名到7、8名左右，反正总是不能走到最前面，但也不会落后多少。没有想到的是，初二、初三期间分别有两次县里出题组织的数学竞赛和语文竞赛，我都拿了大奖。数学竞赛我是一等奖的四名获得者之一，语文竞赛我得了第一名。结果那年期末，我既得了学校“三好学生”奖状，还当着全乡初中学生的面获得乡“三好学生”奖状，并领取了竞赛名次奖状。很是风光了一阵。

考取高中的时候，虽然觉得自己复习没怎么下功夫，但我还是满怀自信。考试结束后，我觉得自己考的还可以，同时也认为别的同学尤其是在学校考试中经常保持前几名那几位同学都应该比我考得更好。未曾想成绩公布出来，我竟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唯一一个被县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录取。全乡也只有我和邻村另外一名同学同年被县重点中学录取。这有点大大的出乎意料。

我们那个年级是初中学制两年改为三年的第一届学生，而且也是入学人数、班级比以前多很多的一届，也可以说是“文革”结束教育制度恢复正常之后实行“全日制十年制教育”的第一届初中学生，所以老师们对我们格外钟爱，赞誉我们这一届是他们教过的最为优秀的一届学生。当我考取县城重点中学重点班之后，甚至我自己还没怎么觉得，而我的学校和老师却是非常的自豪和骄傲，甚至以我为低年级校友的楷模和榜样，号召他们学习。

高中

1981年，随着生产责任制政策的推行，农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年全村就我一人要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重点高中读书。记得曾在回村的路上碰到村里的叔叔，他问我“你在县城上高中了？”我答“是。”然后叔叔感慨地说：“要是考不上大学，你爸的钱就白花了。”

但事实证明，爸爸的钱并没有白花。上了高中，我第一次到了县城，并且在那里遇到了许许多多特别优秀的同学。那个时候虽然都很清贫，学校的住宿和伙食实在不忍提起，但我们都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同学们自发地形成了一股相互竞赛的学习风气。你起得早，我会比你起得更早；你自学了老师还没有讲到的课程，我也跟着超前预习；你用小收音机跟电台学英语，我也让家长买……

清晨，天还未亮，有的同学就起床自发地绕着校园跑步，然后还有的绕着县城跑步，甚至还有同学跑出4、5公里外再折返回来……

课堂上，我们也是前所未有的活跃。由于到我们这届高中正好又是两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学校始终把最好的老师都配给了我们这届。老师教学的情绪好，同学们学习的热情也分外高，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运动场上，我们打球，跑步；音乐比赛，我们同声高歌；傍晚，我们在校园高高的白杨树下看书和学习；深夜，我们在同一个大宿舍里召开“辩论会”，互相抬杠和嬉戏……

那时的课外活动，大家基本也一样。饭后一起听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等，或者到旁边一个工厂的阅报栏看《参考消息》等报纸，或者周末坐在新华书店的门外看几分钱一本的小人书……

我们只能偶尔地看看电视。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我们和老师们一起挤在学校的电视机前为中国女排呐喊加油；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播放的时候，我们还曾偷偷翻墙溜出校园去旁边的工厂电视机室看热闹……

周六，从县城到家的班车很少，而且还要花5、6角钱，于是我们一帮年轻的同学经常徒步走几十里路步行回家。周日，有时还得背着面粉或者干粮赶回学校。

三年高中，生活是清贫的，但我们的心始终是充满朝气的。身体是很累的，但我们的收获也是空前的。那年高考，我们学校那一届一举考走了上百个学生，这在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到五的录取率的年代一下子轰动全县。平时学习并不怎么突出的我，竟然也以全班第六、七名的成绩被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

大学

1984年考上大学，我第一次来到了省城西安。

大学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同学们大都从高中的压抑和沉闷中走了出来。很快，有的同学谈起了恋爱，有的爱上了运动，有的还在继续努力学习外语准备考研究生，有的却甚至堕落到睡觉、抽烟、喝酒、打麻将之中去了……

而我，却在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感觉。高中的时候，一部《高山下的花环》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由此爱好了文学。到了大学，突然有时间也有条件读到很多的文学作品，实在欣喜不已。八十年代初期那几年每年的获奖优秀短篇小说集和优秀中篇小说选，我基本上都读过。甚至还订阅了几年《十月》文学刊物。从《天安门诗抄》到雪莱、拜伦的诗作，从萧红的《生死场》到首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到俄罗斯的《安娜·卡列妮娜》……许多的文学名著我都曾涉猎过。

那个年代国门刚刚打开，并且鼓励人们解放思想，于是学术上很有点自由，学术研究的氛围也很好。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这所结合了政治和法律的大学里浸染多了，逐渐地，我的兴趣由文学慢慢地转变到了政治和法律上来。从《基辛格回忆录》到《尼克松回忆录》，从东欧经济改革论文到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专著，我都看了许多。

随着视野的开阔，结合国内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进程，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进而我开始关注有关国内改革的文章和著作。大学后期，我不仅摘录了不少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所编资料上的一些学术观点，而且还在日记上记录下了自己对于改革开放的心得和思考。从此便一直跋涉在思索的道路上难以停歇。

大学期间，我基本上保持着每个学期大约20多部课外书的阅读量，平均每周刚好一部。而在专业课的学习上，有时也旷课，有过上课也看其他书籍，但到了考试阶段，毕竟得突击一下认真系统地看看专业课本。这样，我大学的专业课程成绩很一般，但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即逝。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并没有自主择业的自由。学校按学习成绩排名，我排名并不理想。老师谈话的时候征求意见，适逢海南建省成立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于是报名要去海南。老师说到海南需要有开拓精神，我说我就有开拓精神。老师说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有开拓精神，你自己说的不算。于是老师说还挺照顾，要把我分配到陕南某部属企业去。由于对陕南并不熟悉，而且觉得远离省城，于是怀着一点自己找路子准备创特区的心理要求分配回家乡，老师喜出望外，把我于另一位想分到企业去的同学作了调换，这样，我从哪里来，又再次回到了哪里。

我的大学生活就如此结束了。而我，也已经由一个高中学生变成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即将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参加工作了。

工作

大学期间对于国家改革的高度关注，使我对深圳等经济特区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大学分配的时候，学校没有深圳的分配名额，就是有的话，也根本轮不到我去。于是就心怀拿着毕业证自己独自闯深圳的心理要求分配回原籍。原准备先不在原籍报到，自己拿毕业证先去深圳闯一回，如果顺利就留下，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仍可以回去报到。未曾想回家给父亲一说，父亲坚决反对。无奈中，只好去本地上班报到。选择单位的时候，考虑到自己太自主，不习惯官场上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心存要闯深圳的想法，就选择了律师这一自由职业，而拒绝了来自法院和检察院的好意挽留。

由此就注定了自己一生四处奔波的命运。

先在内地原籍县法律顾问处（当初还没有改名为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四年，从毫无经验的大学生起把自己变为了一名成熟的律师。92年期间曾在中国政法大学高级律师班学习培训了三个月，结合实践使自己的法律知识有了更加系统的提高。92年底顺利以高分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随着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93年春节之后，我应聘成为海南三亚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聘用律师，初步见证了海南房地产开发的潮起潮落。94年随着宏观经济调控的到来，三亚的投资者大批撤退，我的律师业务也陷入了低谷。于是便调整到了海口，应聘成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主要职责是解决公司投资的房地产项目的法律纠纷。

当自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的时候，才逐渐发现并体验了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端。当发觉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什么的时候，牢骚满腹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便再次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思考变成了一篇篇的心得和文章。三年之后，实在感到公司不可阻挡地在走下坡路，于是便辞职。

从国有企业出来，被介绍到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能说会道，精于计算，很是与国有企业的老板大不相同。然而近三个月了，却一直编造着种种的故事不肯发工资，甚至连具体的工资标准都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此时，对于如此缺乏道德感的企业和老板才有所认识，于是实难容忍，三个月之后拿到一笔没有标准的工资，便宣布了告辞。

再应聘到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企业整体的人才结构、管理水平和工资待遇都比之前的企业有所提高。然而，面对海南房地产处于低潮的大环境，加之作为上级公司的某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上面临困境，企业已无力回天。于是，再次辞职，并且远离了工作、生活了6年多的美丽的海南岛。

回家不久，广东某著名国有企业集团以及广州某律师事务所、深圳某外企同时通知面试。通过网络查询了解到某国有企业集团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于是顺利应聘成功。度过了短短的熟悉过程之后，我的工作量日益增加。自己独自一人既要应对外部来自外地法院的诉讼和执行等工作，更要面对内部来自公司各个部门的麻烦事和来自高层领导的高度压力，整天熬得两眼通红，身心俱疲，而在生活上却基本没有人关心和过问。在基本理顺了相关工作之后还发现，来自公司领导习惯性的高压式的管理作风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即使如何努力，所做的一切工作也依然得不到来自领导的认可。甚至有领导居然推行所谓的“恶性管理”的方式，实在难以接受，便再次告辞。不想为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糟蹋了自己的身体并压抑了个性。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回到家乡找机会。但在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却发现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于是来到深圳，求职，应聘，不到三年间曾分别在三家企业担任过法律顾问，最长的9个月，最短的只有一个半月。这期间及以后几年间又应聘过数十家著名企业，填过无数的表格，笔试、面试经历许多次，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甚至一家企业前后5年间找过我7、8次，至今仍在招聘着同样职位的法律人才。而我，随着其每次发出邀请，一定要水涨船高，要求更高的待遇。我认为，企业给其法律顾问的待遇水平，同时也体现着这家企业对法律事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现在，我从事着专职律师工作。时不时还有猎头公司询问我是否愿意去企业担任专职法律顾问。我并不拒绝去某家企业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因为这是我的特长。然而，中国企业家如果仍不能对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有着高度的认识，并且不能提供相应高度的工作平台，那么再好的法律人才在企业都不会干长久的，专职律师仍会是他们最终的选择。

感悟

工作近二十年来，无论作为专职律师还是作为公司律师，我都与许多企业和企业家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并且也特别关注着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衰起伏，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我随时随地都记录下了自己对有关社会、政治、经济、企业管理、法律、改革甚至国际大事的观察和思考，写下了数百篇文章。由于自己的工作一直远离媒体以及理论界、学术界，所以都也没有时间联系发表。只是有少量文章发布在网络上或者企业内刊上，所幸基本上都得到读者的认可。由此我认为自己的这些体验和思考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也需要大家讨论并批评指正。

回首幼时及少年时期的经历，相比如今的少年，许多时候，我为自己出生在那个时代感到不幸。因为我们经历过了缺穿少吃的贫穷年代，少年时期几乎没有过玩具和许多物质的东西。反思自己工作的历程，许多时候，我也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济。因为我与许多人一样，仅仅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勤劳、诚信，往往并不能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甚至还得为生计发愁。在以金钱来衡量成功与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但是，我又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么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见证了我们的国家从贫穷到富裕、从动乱到发展的变革。变革让我们见证了时代的潮起潮落，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虽然我没有经济能力在世界各地观光游览，但我却可以在思想的海洋里自由徜徉。

本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用我的体验、我的赤诚、我的汗水写就的自己思想的结晶。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王荣利2007年1月于深圳